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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内地对台湾文学的研究

来源::未知 | 作者:admin | 本文已影响

顺应海峡两岸关系的变化,大陆学界从70年代末开始了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并由最初零散、盲目的局面,到80年代末演变为力图对台湾文学做较全面、系统的了解和介绍的写“史”热,近年来情况又有所变化。学界开始总结前一阶段研究的得与失,考虑如何将这一研究引向深入。其主要动向有:
    一、部分学者认为文学史的写作应基于翔实的资料和扎实的个案研究,与其在不成熟的条件下,力不从心的写出一些题目大而无当的浮泛之作,不如回过头来,重做细致的个案研究,为真正的文学史写作打下基础。
    二、有些学者认为,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相比,整体水平相差甚远,原因在于研究者的素质较差。他们希望能有新的研究力量介入这领域,冲击旧有秩序,为台湾文学研究带来新气象。
    三、部分学者强调应树立“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观,加强综合、宏观的研究。
    上述几个动向,在1997年仍有明显的表现。
    “世界华文文学”整体格局中的台湾文学研究
    随着将“华文文学”作为世界语种文学之一加以整体性观察和研究呼声的日益高涨,这一学科研究的名目,已由最初的“台港文学研究”,继而扩大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现在则一般称为“世界华人文学研究”。这种取向,在1997年达到高潮。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办,十一月上旬在北京召开的“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主办者明确表示该会以突出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研究为主题和特征,并首次将大陆文学研究引入此类会议。除了文学所所长张炯题为《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综合研究问题》的发言外,以“世界华文文学”为论题的还有胡经之《世界华文文学的精神魅力——兼论世界华文文学新格局》、杜元明《试论华文文学的母土性、区域性和环球性》、潘亚暾《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略论如何引导推动世华文运》……等等。报刊上所见有关此次会议的综述、报导文字,也大同小异地均以“世界华文文学的综合研究”为题。
    当然,这种综合研究的观念由来已久。四月底,由福建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等联合主办的“世纪之交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青年学者座谈会在福州召开。会议在本学科面临新老交替的时刻举办,旨在总结过去,筹划未来。一贯大力倡导世界华文文学整体研究的暨南大学饶芃子教授,再次从理论上对此加以阐释和倡扬。她认为世界正朝向多元文化方向发展,而未来世纪将是东方世纪,中文将成为世界主要语言,在此背景下,建立汉语语系文学的整体观念,在研究中引进文化学视角、比较的方法等,显得格外必要。对同根而遭遇异质文化的不同国别、地区华文文学的相互比照和阐释,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更具开放性和丰富性。
    除学术会议外,在报刊上也时可看到此类综合研究的文章。如海南师大喻大翔《文学的分化与整合:论台港澳文学对大陆文学的互补价值》(《香港文学》八月号) 一文,试图将台港澳和大陆文学放置于一个共同的民族文学或国家文学的整体架构中加以考察,首先将近80年来两岸四地的现代新文学划分为三个时段:1918~1949年的中心运动时段;1950~1976年的离心运动或板块运动时段;1977年至1997年的交汇运动或互补运动时段。接着论述台港澳文学在20世纪对大陆文学的补充价值(如使国家文学在某种特殊年代不致于造成艺术空白,以及与大陆文学构成了不同声部的交响曲,等等),以纠正当前仍存在的对三地文学的轻视与偏见。
    不过,所谓“世界华文文学”的综合研究,似乎还有其盲点。首先,它作为一个专门学科的名称而未对其内涵作必要的界定,最终可能导致自我取消。本来所谓“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由于面对一个特殊的对象——与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文学不同的、处于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的中国人(华人)的文学——而凸显其特殊意义,而“世界华文文学”必然要涵括中国大陆的文学而成为无所不包的概念,由此将丧失这一学科存在的特殊价值。其次,从量、质或影响关系上客观衡量,所谓“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无疑应以台湾文学为重心。但在当前的学术研讨会上,有关台湾文学的研究论文常是寥寥无几,《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论文索引专列的《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一栏中,有关台湾文学研究的论文一般不及三分之一,有时一个月仅一两篇。这显然不无比重失调之嫌。其三,所谓综合、整体研究的可操作性,仍令人起疑。这一思路无疑是好的,作为这种整体观的某些具体侧面如海峡两岸文学比较,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的说,多年来这一议题似乎仍停留于概念争辩、观念倡导的阶段,真正有见地的扎实之作,还如凤毛麟角。古远清在评说九届会议时就称:“这次大会……有少数论文名曰宏观研究,实际上是“高空作业,搞空对空”。所谓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最终能否拿出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实际成果,人们还将拭目以待。

回头加强扎实的基础研究
    1997年发表于报刊上的论文,虽然有钱虹《当代台湾女性文学的发轫及其主题》(载华东师大学报)、韩元《台湾现代派小说的“寻找”意向及其悲剧结局》(载山东师大学报)、楼启明等的《台湾散文和阅读市场》(载《南方文坛》)、方航仙《试论台湾“葡萄园”诗歌创作特色及其理论主张》(载《台湾研究集刊》)等比较“宏观”的文章,但更多的,却是对某一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而且相对集中于若干著名的作家身上。如关于余光中,有潘先伟《论余光中与中国传统文化》(载《华文文学》)、李朝《中西双重融合的典范——评余光中的诗》(载四川大学学报)、古远清《有情有韵,动人心目——余光中幽默散文〈催魂铃〉赏析》(载《名作欣赏》)、吴方敏《余光中作品的文化语义传递》(载《语文学刊》)等。关于林海音的有卞新国等的《林海音散文述评》(载《镇江师专学报》);关于罗门和蓉子的有沈奇《与天同游》(戴《评论和研究》)、杜丽秋等《意象组合蒙太奇:论罗门诗歌意象组合的艺术》(载《海南师院学报》)、陈贤茂《论蓉子的创作》(载《华文文学》);透视洛夫诗歌的思想内涵的有李润霞《从超越的飞翔到回归的停泊》 (载《评论和研究》);论析白先勇《台北人》的文化内涵有江锡铨《衰亡的鉴赏》(载《评论和研究》)。李家福则制作了《陈映真创作系年表》。此外,还有古远清论及吴浊流的《波茨坦科长》,许燕论及欧阳子《花瓶》,张荔论及施叔青《香港的故事》,崔玉莲论及李昂的《杀夫》,赵峻论及晓风《母亲的羽衣》等。高阳、龙应台、三毛、郭枫、林载爵、文晓村等,也都有人评及,刘正伟《野味:司马中原的散文》、陈辽《台湾早期女权主义者的悲剧:读魏子云〈星色的鸽哨〉》更论述了在大陆以前少有人论及的作家作品。也许与张爱玲逝世有关,论及张氏的文章多达二十余篇(在大陆,张爱玲有时被广义地当做台湾作家)。
    可以看出,即使那些以某一作家作为具体对象的评论,也并非台湾文学研究学科初创阶段零散、盲目、局限于就作品论作品状况的简单重复,无论是对象的选择或是题目的设定上,都显示了这种微观研究其实是在宏观视野下进行的。这是这一学科正日渐成熟的标志。
    在华中师范大学高阳研究中心的推动下,高阳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该中心策划的“高阳研究文丛”,二月间推出了《解读八面人生——评高阳历史小说》、《成败之间——胡雪岩经商之道》等两部著作。前者由江少川主编,收录了由林青、江少川、谭邦和、阮忠等12位学者撰写的18篇论文,对高阳的分属宫廷、商贾、官场、“红曹”、名士佳人、侠士等六大系列的十五部作品加以赏析评论。王耀辉、王文戈著写的《成败之间》分为《开拓商务领域的路数》、《延揽人才的手腕》、《商务经营的招术》、《商场上的“游戏”规则》等四个部分。著者称:这是本关于胡雪岩经商之道的小册子;希望借此“进行一些文学研究‘走出书斋,经世致用’的尝试”。像这样的研究,已超出了单纯的作家研究的范畴,而达到更宽广的领域。
    重在细致的个案研究的当然不止于此。刘登翰、朱双一合作的《彼岸的缪斯——台湾诗歌论》一书分为上篇“诗潮论”和下篇“诗人论”,但其重心不在“诗潮论” 而在对60多位台湾诗人逐个加以评说的“诗人论”,重在作品的研读以求切入诗心,而不作生平资料的重复堆砌,这是该书与以往诸多“史”著不同之处。
    以细致考证见长,在台湾文化和近代文学研究上多所建树的汪毅夫,1997年4月又出版了论文集《中国文化与闽台社会》。该书也许提供了大处著眼、小处著手,微观开究而有宏观视野的又一范例。如《“出头天”的理念与“弱者斗士”的形象》一文试图证明在日据时期,进化论也曾是台湾人民抗御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中日文化也位的逆转与日本汉文学在台湾的延伸》亦进入了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界尚未有人涉足的领域。
    在细致的实证研究方面,值得一提的还有朱双一对于姚一苇先生鲜为人知的早期创作的发掘和收集(其部分成果见《联合文学》六月号)。这一工作抢救出某些差点被永远湮没的重要史料,对于揭示当代台湾文学与中国现代新文学的某种渊源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的研究力量的加入
    近20年来大陆对台港文学的研究,形成了一支资深的研究队伍,至今仍是这一学科的中坚。古继堂在台湾出版了《台湾新诗发展史》的修订本,又在乡土文学论战2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相关论文。古远清则出版了《台港澳文坛风景线》一书。多产的“二古”在台湾名气颇大。汕头大学《华文文学》杂志1997年第1期转载了1996年《台湾诗学季刊》对“二古”的批评以及“二古”的反批评文章。“二古”和台湾诗评家的对话和争鸣,在 1997年仍时见报端。
    一批年轻博士的进入,意味着对这一学科的输血。稍早已有黎湘萍、马相武、刘俊、钱虹等崭露头角,而在第九届会议和1998年1月于北京召开的吕赫若作品研讨会上,更出现了陈晓明等被视为引领潮流人物的年轻博士的身影。
    近一两年,一批原本不在此“圈”内的文评家,交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沈奇于1996年底由尔雅出版社出版了《台湾诗人散论》一书。作者在书跋中自言,五年前插足“台湾诗学研究”,是“偶然的机遇”,也是“性情所致”因此诚心投入,不计得失。这位台湾文学研究的“新人”,以其专诚投人的“本真批评”,为台湾诗学研究提供了一本难得的扎实之作。
    著名女诗人舒婷的先生、业余诗论家陈仲义在无任何资助的条件下致力于中国当代诗歌研究,已有多部诗论出版,1997年12月由漓江出版社推出《台湾诗歌艺术六十种》。在众多的有关台湾现代诗的论著中,这本书独辟蹊径,从技术层面入手,尝试对投射、畸联、博议、瞬间绽放等六十种诗歌技巧进行微观分析,“每讲一法,力求一得之见”。这本在同类著作中别具一格的书,证明原来致力于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的介入,确能为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带来新气象。
    总之,1997年大陆对台湾文学的研究,虽然已不像以前那么“热”,却在向纵深发展。引起热度减退的人员往来减少、资料来源困难等主要因素如能改善,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将迎来更扎实、更富有成果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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